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史实

八国联军是指1900年(庚子年)以军事行动进入中国的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的八国联合军队，总人数约3万人。

起因

中国一些意见认为起因是，西方列强妄图以义和团运动反抗作恶多端的传教士、领事为借口，企图共同瓜分中国。

西方主要意见认为起因是，清朝纵容义和团运动残忍杀死西方传教士及领事人员，义和团拳民对东交民巷外国大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等地发动了攻击。

另有观点认为，清朝统治者图谋通过义和团运动来打击西方国家对其的控制以加强其统治地位。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2日集兵二万自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并于14日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遂逃往西安，而派奕劻和李鸿章乞和。9月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华，侵略军陆续增至十万，由京津出兵，分侵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此间，帝俄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十七万，分六路侵占中国东北。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并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常驻京津、津榆两线，其余撤兵回国。

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被迫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结束，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被称为庚子赔款。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原藏于清廷中的大量珍贵的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遭到掠夺和破坏亦是不争的事实。

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中国一些看法认为，八国联军军事行动是一场侵略性质的战争，八国联军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在中国无恶不作，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义和团运动则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农民运动。

西方主要观点认为，这是一场为了营救各国大使以及公民的多国合作的军事行动，而事情的起因，则是义和团攻击位于东交民巷的大使馆，以及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

过去甚至有西方极端主义者认为，西方国家肩负着开化落后民族的艰巨任务（the white man's burden），但从客观角度上来说，的确为中国脱离封建统治创造了条件。而且在之后，由于清政府无法赔付如此巨额的赔款，而改为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也间接促进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圆明园位于中国北京市区西北的海淀区，是一组清代的大型皇家园林，由圆明园及其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后改称万春园）组成，通称为“圆明三园”。其规模宏伟，融汇了各式园林风格，娴熟地运用各种造园技巧，堪称是中国园林艺术史上的顶峰性作品，被西方国家称作“万园之园”。1860年，该园被英法联军焚毁，现仅存遗址。1988年，圆明园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60年10月6日攻抵北京德胜门、安定门等处，僧格林沁和瑞麟部士兵纷纷退至圆明园一带，英法联军遂追至圆明园。

联军士兵起初尚相劝戒，勿进入园中，恐中国日后以失物索赔，但不久即有数千名法军士兵冲入圆明园，守园的官兵寡不敌众。见法军展开抢劫，英军司令格兰特遂批准英军入园。联军士兵大肆劫掠园中的珍宝和陈设物。根据英国官员事后估算，被掠走的文物珍宝（金银、宝石、绸缎和古玩陈设等）价值达600万英镑之多，因不识其价值或因搬运不便而被毁坏的珍本图书、佛塔、瓷器、家具等价值与此相仿。

由于此前清廷谈判代表曾拘捕英国军使巴夏礼一行，并曾将其囚禁于圆明园中，英军在园中发现《泰晤士报》随军记者被肢解的尸体，英军统帅额尔金遂以“对外交人员实施虐待”为由，于10月18日下令放火烧园，以作为对清廷的惩罚。英军第一军团一部于10月18日起在园中各处纵火，同时派出分队焚毁附近的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畅春园等皇家园林。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

长春园西洋楼养雀笼遗址圆明园被焚后，尚有部分景点幸存。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内务府调查报告，园内幸存建筑有圆明园的廓然大公、紫碧山房、鱼跃鸢飞、耕云堂、慎修思永、知过堂、课农轩、顺木天、春雨轩、杏花春馆、文昌阁、魁星阁、蓬岛瑶台、万方安和十字亭、藏舟坞，长春园的林渊锦镜、海岳开襟，绮春园大宫门、庄严法界、正觉寺等建筑。同治十二年，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打算择要重修圆明园，计划修复圆明园前朝区、九洲区，以及福海以西以北的少数景点，并将绮春园择要修复，改名“万春园”，作为慈禧太后居所。但该计划终因财力不足而在开工11个月后作罢。此后对园内一些景点仍有小规模维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曾多次到园中游幸。此时的圆明园除幸存建筑外仍保留有大量的名贵花木、山水叠石、建筑基址，桥梁、道路、园墙和园门大多完好。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再次逃亡。在混乱中，圆明园又遭到附近驻军和匪民的趁火打劫。园内残存建筑除新宫门（绮春园宫门）有庄户保护外，全被土匪推倒拆毁，拆卖砖瓦木料。园内的古树名木、木质桥梁、以及建筑地基中的木桩，全部被劫运往附近的清河镇出售。

长春园七孔水闸，20世纪50年代拆除清朝灭亡后的数十年里，圆明园遗址继续受到劫掠。园内的方砖、条石、石料、汉白玉雕刻、太湖石、青片石纷纷被军阀官僚运走修建私园和陵墓，圆明园虎皮石围墙被拆除修路。此外也有一部分圆明园遗物被安放于公共场所，如长春园门铜麒麟、安佑宫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后于1910年至1937年被移往颐和园；安佑宫华表、石麒麟、西洋楼线法桥和翻尾石鱼、梅石碑、莳花碑、文源阁碑被分别移至燕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旧馆；兰亭碑和“青莲朵”等珍贵太湖石于1915年移往中山公园；长春园大东门石狮子及基座移至正阳门和新华门。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他石料。1928年大水法遗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日占时期，园内部分遗址在“奖励农业”的口号下被平山填湖，改为水田。

1950年代，曾计划将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定址于此，但1960年代园内土地大多被附近生产队改为农田，大量人口迅速涌入，相继拆除了圆明园福海石驳岸、舍卫城残余城墙及地基、万春园三孔桥、运料门、长春园七孔闸等残存建筑，以及残留的全部园墙，并砍伐了园内残存的唯一一株花神庙古树。特别是1975年以后，各单位在园内大量平毁土山、填平湖泊、砍伐树木，修建工厂、养猪场、养鸡场，圆明园遗址原有山形水系和残存的古树植被彻底消失。

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拚命掠夺

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终于在1900

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这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爱国

武装斗争运动，它首先从山东兴起，很快就发展到直隶（今河北）、天津、北京、山西、

东北以及全国许多地方。义和团英雄们高举反帝斗争大旗，手持大刀长矛，到处焚毁教

堂，驱逐侵略者。

帝国主义各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感到惊恐不安，一方面却认为这是入侵中

国的极好机会。于是，西方列强纷纷制造出兵镇压义和团和瓜分中国的舆论。为了镇压

中国人民的这场反帝斗争，德、日、俄、法、英、美、意、奥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

侵华联军，直接进行武装干涉。

1900年4月6日，英、法、美、德四国驻华公使联合发出通牒，以出兵「平乱」胁迫

清政府，限令在两个月内「剿除」义和团，不然就派出水陆各军代为「剿平」。为了进

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法等八国于5月28日一致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派

兵进入北京。西方列强还分别照会清政府，「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

决定调兵来北京」。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慈禧太后竟下谕同意洋兵进京。

第一批侵华联军440馀人于5月31日和6月2日分乘清政府提供的火车从天津开进北京。

各国军舰也纷纷开到大沽口外示威。

6月9日，帝国主义各国驻华公使又开会决定调遣大队侵略军进京。10日，由英国海

军司令西摩尔率领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由于受到京津铁路沿线义和

团和清军爱国官兵的有力阻击，这支侵略军不得不从廊坊折回天津，还付出了死伤近

400人的代价。西摩尔也承认，如果义和团使用的是西式枪炮，那么，我所统率的联军

则必将全军覆灭。

当西摩尔率联军向北京进犯时，各国军舰20艘也已云集大沽口外，准备进攻大沽炮

台。6月15日，各国海军司令密谋夺取大沽炮台，以控制津沽通道，并于当晚派日军300

人登陆。6月16日下午，英、德等国的小分队也相继登陆，配合先期登陆的日军，完成

了占领塘沽车站和包抄、进攻大沽炮台的准备。16日傍晚，俄军中尉巴赫麦季耶夫把八

国联军的最后通牒送交天津镇总兵、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以「暂借」炮台为名，限定

17日凌晨2时以前交出炮台，否则即开炮轰击，用武力夺取。罗荣光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八国联军的侵略要求，并下令各炮台将士严阵以待，痛击来犯之敌。17日凌晨，在俄国

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的指挥下，八国联军的兵舰10余艘悍然从海面和炮台后侧同时向

大沽炮台发起猛烈攻击。罗荣光率领守卫炮台的官兵奋勇抵抗，开炮还击。

双方激战了6小时，毙伤侵略军130多人，击伤敌舰6艘。但因后无援兵，弹药用尽，

大沽炮台终于陷入八国联军手中。

大沽炮台失陷后，八国联军纷纷从大沽登陆，并向天津进犯。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一大基地。帝国主义国

家在天津旧城东南的紫竹林一带建立了租界，海河两岸有他们的教堂、洋行、银行、码

头和工厂。这里住著外国的领事、商人、传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

6月17日晚，八国联军从大沽乘火车开到天津，进入紫竹林租界。

6月23日，俄、英两国侵略军600馀人分别从军粮城和紫竹林租界进攻清军的军工厂

东局子，没有成功。27日，八国联军2800多人再次从三面围攻东局子，经过激战，最后

占领了东局子。

7月9日，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南的八里台，受到聂士成军的有力抗击。最后因力量

相差悬殊，聂士成英勇殉国，爱国官兵也损失很大，八国联军终于占领了八里台。

7月12日，八国联军的各路增兵均已到达天津，约1．4万人。沙俄远东军司令官阿

列克谢耶夫也在这时抵达天津，他自任总理联军军务之责，召集各国侵略军司令官开会，

研究并制定了总攻天津城垣计划。八国联军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于13日凌晨分两路向

天津旧城发动总攻。一路由俄、德为主的5000人进攻东城和东北角三岔河阵地；一路以

日、美、英、法等国为主的5000人进攻南门。其馀兵力驻扎在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火车

站，作为后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虽然遭到义和团和一部分清军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

还是在14日攻占了天津。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立即分区占领，实行殖民统治。联军在天津成立了殖民统治

机构——都统衙门，由俄、英、日三国军官充当头子，统治天津、静海和宁河等广大地

区。

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各国继续增兵向天津集结，准备大举进攻北京。

8月2日，八国联军拼凑了4万兵力，正式成立了联军司令部，经过一番争夺，最后

决定由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

8月3日，八国联军各首领开会，决定进攻北京。4日，八国联军出动1．8万多人从

天津沿北运河向北京进发。5日，联军攻占北仓，6日攻占杨村，9日攻占河西务，13日

攻占通州。八国联军在占领通州后，原来商定先休息一天，然后再研究如何进攻北京城。

但俄国侵略军为了抢攻占北京的「首功」，背约在14日凌晨首先进攻东便门。经过激战，

于凌晨2时攻占了东便门。接著，俄军又进攻建国门。日军见到俄军已发起攻城，也于

14日进攻齐化门（今朝阳门）。美、英各军也相继开始攻城，并先后攻入城内。

8月15日晨，八国联军进攻皇城东华门。慈禧太后急忙带著光绪皇帝、皇后和一批

王公大臣仓皇从西华门至德胜门，转经西直门逃出北京城。八国联军终于占领了北京。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公开抢劫3天。颐和园的文物古玩，侵略者括其所有；安

放在大殿前面的那些存水防火用的鎏金大铜缸，因过于笨重，搬不走，洋兵们就用刺刀

把表面的金子刮走。侵略者把颐和园的珍宝、文物，用骆驼运往天津。

9月中旬，八国联军达10万人。瓦德西分兵四出攻掠，东占山海关，南犯保定，北

侵张家日，西扰娘子关。八国联军所到之处，奸*烧杀，京津一带的许多地方变成了瓦

砾场。

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途中，于8月24日颁布上谕，催促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立即

从上海赶回北京，会同庆亲王奕□迅速办理「和局」。9月7日，慈禧太后又颁布「剿匪」

上谕，正式宣布「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

毅和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且加派亲英、日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和谈。至此，在各国

列强的枪炮与清政府腐败退让下，中国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场所。

《辛丑条约》即《辛丑议定书》或《辛丑各国和约》。

1901年9月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

俄、德、法、美、日、意、西、荷、比、奥11国公使，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1901年是

夏历辛丑年，所以最后议定书又称为《辛丑条约》。

早在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前，慈禧太后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以对付义

和团，便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从广东进京与列强谈判。8月24日发布上谕，允

准李鸿章便宜行事，会同庆亲王奕□迅速办理「和局」。慈禧太后为求得帝国主义列强

对她的「宽恕」，9月7日发布「剿匪」上谕，正式「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

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加派亲英国和日本的刘坤一、

张之洞，参与谈判。12月24日，11个国家（除武装入侵的八国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

荷兰）联合提出《议和大纲》12条。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见「大纲」并未把自己当

作「祸首」惩办，喜出望外，马上表示：

「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慈禧太后这一系列作为，就是向帝国主义列强表

示「悔过」，帝国主义各国终于决定，仍然让她继续维持这个「懦弱」的政府。

实际上，议和谈判活动不是在奕□、李鸿章等与列强代表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列

强之间进行。在「惩凶」、赔款等问题上，他们争吵为时近一年，直到基本上满足了各

自利益要求之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和李鸿章才代

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等11国的代表，在最后议

定协定书上签字。

《辛丑条约》，共有12款19个附件，是一个性质空前的奴役性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加上年息4厘，分39年付清，本利共达9

亿8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了10亿两。

（2）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单独设立使馆区，可在使馆区内驻兵，中国人不准在此

区域内居住。

（3）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在天津周围10公里内，

不准驻扎中国军队；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

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12个战略要地。禁止军火和制

造军火的原料运入中国，为期2年，还可延长禁运期。

（4）清政府惩办「首祸诸臣将」；在外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

考试五年」。今后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皆斩」。清政府

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

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5）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办理对外事宜。又规定「变通诸

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

（6）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条约

规定为克林德建立牌坊，对杉山彬「用优荣之典」，并派王大臣赴德、日「谢罪」。

从上述条款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反革命暴力强加在中

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的殖民枷锁，也是维系中外反动派勾结的清王朝的空前的卖身契。

通过这个条约，列强得以大大加强其在华的统治势力，进行野蛮的军事监督、政治奴役

和经济掠夺，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首先，清政府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出卖国家民族主权，成了列强共同监督的

「守土长官」。

列强在北京强行划定的「使馆区」，是一个「国中之国」，在所划地界内，强拆民

宅，大面积霸占公私地亩，厚筑高墙，又设炮位，建筑了俄、美、法、德、英、日、意

等7国兵营，墙外各辟空地，作为操场，并树立了「保卫界内、禁止穿行」的木牌。以

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朝的太上政府，严重地侵犯和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是对中

华民族的莫大侮辱。

平毁大沽炮台，在京榆铁路沿线驻扎外国军队，解除了京畿战略要地的警备，使北

京的大门洞开，让帝国主义强盗自由进出，中国无权过问。在2年内（或更长一些时间）

不准中国输入军火或生产军火的材料，这是要把本来就极为落后的中国军事装备和军火

生产能力，削弱到更低的水平，使之有国无防，任从列强宰割欺凌。

清政府按照条约的规定，派亲王、重臣赴德、日两国赔礼认罪，为克林德树立牌坊，

为被毁坟茔建立碑碣，一批批地公布惩凶名单，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民族的

尊严，打击了反帝爱国群众运动的正气，等于承认帝国主义侵华活动有理、合法，助长

了帝国主义者、外国传教士、不法教民的反动气焰，使他们有恃无恐，更加去肆虐横行。

在义和团活动过的地区停止5年文武考试，目的是为了警告那些日后有可能成为官吏的

各类知识分子，一切仇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都将受到惩罚。严禁组织或加入反帝

结社，违者处斩，以及对一切镇压人民反帝斗争不力的各级地方官员严惩不贷，是把中

国人民当作不容反抗的奴隶，各级官吏则是受列强支配的奴隶总管（西太后集团）的鹰

犬。在帝国主义看来，总理衙门办事不力，为了便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强令清政府将

它改为外务部，使之成为能在公使团指挥下迅速贯彻各国旨意的卖国机构。至于改革使

臣的觐见礼节，则是为了消除中外反动派之间的隔阂，便于列强对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施

加压力和影响。条约的政治实质，即在于此。

再者，帝国主义贪婪的勒索，使中国的经济陷于崩溃状态。

《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称为「大赔款」或「庚子赔款」），按当时全国人口计

算，是每人1两。这种对中国人民的勒索，确是「旷古罕闻」的。但是实际支付的数目

还不止此。赔款是从1902年起开付，中国应支付赔款自1901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利息

900万两；这笔利息从1902年起，3年内清还，4厘息，又需支付利息100万海关两。条约

规定赔款用银支付，即以海关银两市价易成金款支付，均具全国货币比值；但帝国主义

蛮不讲理，提出所谓镑亏，即赔款补充债款问题。当时金价日涨，银价日落，各国强令

中国承认将赔款改作以金计算，大大超过原赔款的金额。

按照条约，中国将海关的绝大部分税收（约7C10）都用以偿还借款本息。当时海关

税收每年约2000多万两，为清朝政府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

中国财政，并保证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控制海关可以垄断中国进出

口贸易，保证帝国主义以低税率输入商品和输出原料，从根本上取消了中国实行关税保

护制度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了。她在《罪

己诏》中竟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

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还保证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

心」。这是愿意做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忠实奴才的表白，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随带行李车3000辆，离开西安，回返京城，沿途修路设宫，

远近徵调，勒索供应。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后来又大修颐和园，日费万金。从

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完全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共同奴役中国人民。

《辛丑条约》记录的是近代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它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旧恨新仇，

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觉醒起来。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人

民革命斗争面前，外国侵略者要求清政府不仅要成为俯首贴耳的奴仆，而且要成为统治

中国人民的有力工具。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改变当时的无能

状态。而清朝统治者也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发生动摇，国家机器——政府和军队已不

能完全应付当时的局势，财政也成千疮百孔之势。因此，修补国家机器已成为清王朝本

身生存的重要课题。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慈禧太后不得不从1901年起宣布实行「新

政」。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

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

王奕□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

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

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

两个历史问题

871.我国各海区海岛最少的是？

A.东海海区

B.渤海海区(正确答案)

C.黄海海区

D.南海海区

答案解析：我国各海区海岛最少的是渤海海区，只在沿岸有零星的分布。

872.太平洋中的哪个岛是典型的火山岛？

A.台湾岛

B.伊里安岛

C.本州岛

D.夏威夷岛(正确答案)

答案解析：夏威夷岛是北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中最大的火山岛，岛上有五座火山，设有火山国家公园。

873.大陆与它周围的岛屿合起来称为？

A.大陆

B.大洲(正确答案)

C.大洋

D.半岛

答案解析：大陆与它周围的岛屿合起来称为大洲，世界上最大的大洲是亚洲。

874.现在黄河的入海口位于什么省境内？

A.山东省(正确答案)

B.江苏省

C.浙江省

D.上海市

答案解析：历史上黄河有七八百年的时间注入黄海，入海口在中国江苏省滨海县，即今天的废黄河口。1855年黄河改道，重新注入渤海。

875.岛屿是指海洋、湖泊或江河中被水包围的陆地。海洋中的岛屿面积大小不一，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是？

A.印度尼西亚

B.马达加斯加岛

C.格陵兰岛(正确答案)

D.南沙群岛

答案解析：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

876.按照由大海向内陆的顺序，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上依次交错分布着？

A.柽柳、翅碱蓬、芦苇、野大豆和刺槐等植物

B.野大豆、刺槐翅碱蓬、柽柳和芦苇等植物

C.翅碱蓬、柽柳、芦苇、野大豆和刺槐等植物(正确答案)

D.野大豆、柽柳、刺槐翅碱蓬和芦苇等植物

答案解析：植物的生长和分布都是有规律的，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上的植物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性，喜欢生长在不同的地方。按照由大海向内陆的顺序，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上依次交错分布着翅碱蓬柽柳、芦苇、野大豆和刺槐等植物。

877.拉普捷夫海的西边相邻的海域为？

A.巴伦支海

B.喀拉海(正确答案)

C.东西伯利亚海

D.楚科奇海

答案解析：拉普捷夫海，原称西伯利亚海，是北冰洋的陆缘海之一。位于西伯利亚东海岸、泰梅尔半岛、北地群岛和新西伯利亚群岛之间。为纪念首先勘测沿岸（1735年?1740年）的拉普捷夫兄弟，1935年命名为拉普捷夫海。东连东西伯利亚海，西经海峡通喀拉海，北临北冰洋，面积约71.4万平方千米，平均深度578米，最深处2980米。

878.世界上最长的海峡是？

A.莫桑比克海峡(正确答案)

B.马六甲海峡

C.白令海峡

D.台湾海峡

答案解析：莫桑比克海峡南北全长1670千米，号称世界海峡之最。莫桑比克海峡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非洲大陆东南岸与马达加斯加岛中间，沟通着南大西洋和印度洋。

879.地球上四大洋中，面积第二大的是？

A.太平洋

B.印度洋

C.大西洋(正确答案)

D.北冰洋

答案解析：面积最大的大洋是太平洋，其次是大西洋。

880.苏伊士运河是哪两个洲的分界线？

A.亚洲与欧洲

B.亚洲与非洲(正确答案)

C.南美洲与北美洲

D.亚洲与大洋洲

答案解析：苏伊士运河是一条海平面的水道，在埃及贯通苏伊士地峡，沟通地中海与红海，提供从欧洲至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附近土地的最近航线，也是亚洲与非洲的交界线。

四大发明的历史？

——甲午海战前中日海军近代化之比较*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

（上篇）

的东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和武力恐吓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和武力恐吓下被迫敞开已尘封了数百年的国门；在蒙受了签署不平等条约的耻辱后，他们终于直观而又痛苦地认识了近代海军这个新型战争机器的威力。于是，在华夏民族和大和民族世代生息的土地上，不约而同地升腾起一个“战舰拜物教”，两支中世纪海军开始向近代海军迈进。但是，两国不同的国情决定了两国海军的近代化进程不可能一致，并由此而产生了双方之间的差异及优劣势的转换。比较分析这种差异及优劣势的转换过程，将有助于理解1894年两国海军的命运。那一年，中国海军以劣势的装备和落后的战术打了一场耻辱的战争，并由此走向衰弱；而日本海军则由这场胜利走向了挑战世界霸权的漫长征途。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

一、海军舰船建设的比较

的东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和武力恐吓

近代战舰是近代机器大工业的产物，而中日两国由于长期闭关自守，当两国做出建设一支近代海军的决定时，国内近代产业机制都还没有建立。为此，两国都不约而同地正确地选择了先买后造、买造结合的舰船建设方向。

的东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和武力恐吓 在购舰方面，日本的起步略早于中国。1853年10月，幕府向荷兰订购了两艘军舰；后在1855年，荷兰又向日本赠送了“森宾”号汽船，此舰后成为日本近代海军第一舰。[1]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购舰计划实施较晚，且一开始就严重受挫。清政府直到1862年才委托英国人李泰国办理向英国购舰事宜。但由于李泰国暗中与英国政府勾结，妄图让英国人阿思本控制这支本已属于中国的舰队，结果造成了所谓的“阿思本舰队”事件[2] ，已驶回中国的8艘军舰又被退回。整个事件清政府共用去了70万两白银，但却未得到一艘外国军舰。此事极大地挫伤了清政府的积极性，使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停止了向外购舰。

在自制舰船上，中日两国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861年，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军械所，幕府则建立了长崎造船所，这两个厂分别造出了本国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1865年，李鸿章办起了江南制造局，日本则开设了横滨制铁所。这些工厂初步奠定了两国舰船建设的物质力量与技术基础。但随后两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由于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为海军建设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环境。清政府先后设立了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兵工厂，尤其是1867年建成的福建船政局，后来成为近代中国的造船中心。至1874年，中国的船厂已建造了21艘军舰，其中有2艘的排水量达2800吨。而日本此时却陷入动乱时期，政局不稳，人心不安，经济遭到破坏，海军缺乏有利的建设环境。因此，尽管日本在1870年曾制订了一个建造200艘军舰的庞大计划，但直至1876年，日本国内并没有造出一艘军舰，而只是购买了7艘外国军舰。这除了财政困难外，应还有技术上的难题。因为日本于1871年建立了横须贺造船厂，此后日本海军的主要军舰皆产于此。但即便如此，该厂1876年生产的首制舰“清辉”号的整体技术还不如1869年福建船政局的首制舰“万年清”号。两者航速都在9节左右，但后者排水量达1370吨，而前者仅890吨。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3]

沉 没的 锚 链 ——甲午海战前中日海 从上可知，在1874年即日军侵台事件发生以前，中国海军的舰船建设领先于日本。中国虽然没有购到外国军舰，但中国的造船水平领先于日本，而且中国的自造舰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日本购买的军舰。此时的优势在中国，因此，日军在侵入台湾以后，很快又被迫退回。这刺激日本把它的第一假想敌从俄国变为中国，并喊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的口号， [4]疯狂追赶中国海军。1875年，日本提高起点，向英国订购了一艘3000吨级的铁甲舰，2艘2000吨级的巡洋舰。这些新型军舰的技战术水平是当时中国的造船水平所不能及的，严重地威胁着清政府的海防。1875年，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在奏折中称：“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的东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和武力恐吓[5]为了应付威胁，清政府被迫再次向外购舰。此外，自制军舰造价过高，也迫使清政府再次把眼光投向国外。1876年，李鸿章在奏折中称：“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6]从这时开始，清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购舰。至1888年，中国一共从英德两国购回了2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5艘2000吨级的巡洋舰及2艘1000吨级的巡洋舰，11艘炮艇，22艘鱼雷艇以及数十艘辅助舰。 [7]其中两艘铁甲舰的单舰作战能力当时在远东是无敌的。中国重又夺回了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日本很快也向法国订购了3艘4000吨级的“三景舰”（最后一艘“桥立”号由日本造船厂制造）专门用来对付清政府的铁甲舰。这些后购战舰的技战术水平普遍高于清政府购买的外国军舰，尤其是机动性和火力。但清政府并没有看到这种差距及其潜在的危险，反而颇为放心地于1888年做出了暂停购舰的决策，并将大量海军军费挪做他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的前夜。与此同时，中国的造船工业也被日本赶上并有所超越。1886年下水的日本军舰“大和”号与“武藏”号已基本上与中国购买的2艘千吨级巡洋舰等量齐观了。而最有说服力的应是“秋津洲”号与“平远”号的比较。前者代表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造船水平，后者则代表同时期中国的造船水平。前者的排水量为3150吨，航速19节，火炮为4门150毫米速射炮与6门120毫米速射炮；后者的数据分别为2200吨，11节，1门260毫米炮与2门150毫米炮。 [8]很明显，后者已落后。可见，中国原有的优势由于对手力量的大幅度增长而变为了劣势。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 那么，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军舰究竟有哪些劣势呢？一是舰龄老化，技术落后。这表现为舰船结构松动，航速低，机动性差，火炮数量少且射速慢。例如在黄海海战中，中国的两艘主力舰“定远”号与“镇远”号的舰龄已达14年，以致于“定远”舰在首次发炮时，竟将己舰的飞桥震塌。在舰船的航速上，北洋舰队军舰的平均航速比日本军舰慢1节。在火力上，中国军舰共有195门火炮，日本军舰有268门，其中120毫米以上的速射炮中日的比例是0：97，军近代化之比较* （上篇）[9]而当时速射炮的射速是普通后膛炮的5—6倍，这意味着日本军舰的打击力6—8倍于中国。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 二是购买舰船和引进技术没有紧密衔接且逐渐脱离了世界舰船发展趋势。中国停购外国军舰之日，正是外国军舰日新月异之时。世界军舰设计的主流已由追求厚装甲转向提高航速；普遍增设速射炮，注重提高侧舷火力。但中国脱离了这个潮流，而日本正赶上了这个潮流，以致中国的军舰无论是自制的还是购买的都相应的落后于日本的军舰。

第三个劣势是中国购买的舰型装备不够协调，整体作战效能较低。中国海军过分依赖两艘主力舰而忽视了支援舰的建设，以致于在黄海海战中，中国海军的侧翼缺乏有效的保护，从而被日军抓住战机猛攻侧翼，终使中国舰队大败而归。

当然，在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在数量上仍保持着优势。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为83，900吨，而日本只有61，373吨，[10] 但这些优势在战场上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中国始终是以北洋舰队的41，200吨迎战日本的61，373吨。

的东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和武力恐吓二、海军人才的对比

海军是最专业化、最具技术性的军种，如果缺乏专业人才，海军就不可能成熟并独立运转。因此，人才是决定海上力量的另一物质基础。毫无疑问，中日两国的近代海军在起步时，对此都是有清醒认识的，因为两国都很重视培养海军人才。不管最终目的如何，中日两国都希望能培养一支强大的人才队伍，并利用它去创造、操纵一支强大的舰队。

军近代化之比较* （上篇）

日本在幕府统治时期就已为陪养海军人才初步奠定了基础。1855年，幕府在长崎创办了海军传习所，此后又在筑地、兵库（今神户市）建立了海军操练所。封建的幕府垮台之后，新兴的明治政府更是把对人才的培养当作海军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1870年，兵部省在其提出的“大办海军”的建议中指出：“尽快创办学校，广选良师，教育海军军官是建设海军之头等大事。”的东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和武力恐吓[11]从这可以看出，在培养人才与建造舰船的关系上，日本把培养人才放在了首位。在具体的措施上，明治政府恢复并扩建了幕府时期开设的三所海军学校；创办了海军兵学校、海军大学等新的学校。此外，为掌握专门技术，另开设了财会学校、炮兵学校、水雷学校、航海学校和工程学校。

沉 没的 锚 链 ——甲午海战前中日海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海军院校不但起步较晚，而且发展缓慢。在中国，相对于舰船建设来说，人才的培养显得较为次要。“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2] 这种偏重很快就使清政府尝到了苦头。1862年，当清政府下决心购买军舰时，国内并无可操纵近代战舰的舵工、炮手、水手等人，这才让阿思本等人有机可乘，妄图谋取舰队的指挥权。此事平息以后，清政府吸取教训，开始着手培养近代海军人才。1867年，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成立。但这比日本晚了12年，而且此后清政府又裹足不前了，一根独苗的状况一直持续了14年。只是80年代以后，由于风气渐开，也由于当时向国外订购了一大批军舰，急需海军专业人才，海军教育遂呈现出全面发展的势头。1881年，李鸿章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这是中国第二所海军院校。此外，清政府还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1889年）、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以及水鱼雷学堂、海军西医学堂等一批培养海军各类专业人才的学校。但此时已距甲午炮声不远，这批后办的海军院校的首届毕业生，大部分没有赶上那场战争。

从上可知，如果单从学校的数量来说，中国不逊于日本，但若从学校的教学内容以及内部机制等表象后的因素分析，中日双方则存在着许多差距。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

在教学内容上，虽然双方都以学习西方的理工科知识为主，但在兼习的内容上，双方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的军事院校向学生灌输的乃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本来就不利于培养军人所需的品质，更何况当时它早已没落变形。因此，中国军校的毕业生在思想上大多是保守的。而日本则极力向学生灌输其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宣扬军国主义，这对他国虽是一种灾难，但对自身来说，无疑将会激励学生的锐意进取之精神和好战之品质，这在战场上就会转化成一股巨大的战斗力。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

在内部机制上，中国的各海军院校缺乏统一规划，各校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彼此既没有分工与合作，也无初、中、高之分。中国海军的学校教育深受当时封建教育体制的制约。19世纪后期，中国实行的是科举教育与学校教育双体并行的教育体制，并把落后的科举教育放在主导地位而使学校教育处于依附地位。人们依然视登科及第为正途，它使军事院校的毕业生的社会地位较之“武举人”存在很大的差距。这造成了一个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影响便是生员的稀少。如前所述，19世纪70年代中国仅有一所海军院校，但就是这根独苗。在1873年仅有39个学生，至1883年，则只剩29名学员， [13]沉 没的 锚 链 ——甲午海战前中日海且这些学员大部分来自贫困的家庭。如此稀少的生员，使学校的处境举步唯艰。日本海军院校的处境及内部管理则好得多。日本的一整套教育制度都取之于西方，下起幼儿园，上迄大学，皆一脉相承。显然，这比中国那种双轨并行的教育体制先进。日本的海军院校有初、高级之分，它不但培养军官，还培养士官生。而中国军校的毕业生，要么就是纯技术人员，要么就是军官，很少有士官生。日本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海军教育的开展。日本是一个尚武的社会，统治者极力鼓励发展海军，因此日本人就读军校不但不会受到歧视，反而为登仕提供了捷径。例如被誉为日本海军之父的山本权兵卫以及广濑武夫等早期名将，都曾是海军学校的学员。由于此，日本的军事院校从来都不会为生员问题而担忧。

在内部机制上，双方的师资力量也颇值比较。双方的海军教育在起步时，都曾面临师资力量短缺的问题，为此双方都选择引进外籍教师作为解决的办法。但在行动上，双方又出现了差别。日本对此的态度要比中国坚决得多。这表现在日本聘请的外籍教师，不但数量多，而且任期长。据统计，日本海军院校仅在1876年就聘请了100余名外教，而且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后，他们才开始在各院校消失。反观中国，只有福建船政学堂在建校初期曾聘请了39名外籍教师，但他们任期只有5年，在期满以后，大部分就被解聘。而在中国另一所较为完备的海军院校——天津水师学堂内，最初仅有4名外教。关于外教的作用，日本史学家外山三郎如是评价：“在引进各先进国家的海军学术和制度方面，对创建时期的日本海军作出的贡献比留学生更大的，是受聘的外籍教师和技术人员。”[14]军近代化之比较* （上篇）在中国，这种评价是没有的。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人对洋人存有偏见，另一方面，大部分洋人到中国来纯粹是滥竽充数，并没有真才实学；此外，洋人傲慢的习惯常使谦逊的中国人产生抵制情绪，因此，外教在中国的作用有限。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教师，并无执教海军的经验，能力也很有限。这就使得中国海军院校的毕业生的素质由于师资力量的薄弱而从整体上低于日本海军学校的毕业生。

再来比较双方海军的留学教育。日本派遣留学生，时间早且留学时间长。早在1862年，日本就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此外，日本海军的留学生，人数较多，去的国家也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在甲午战争前，日本总共派出了120多名海军学员留学他国，美、英、德、法等海上强国的海军院校及舰艇上，皆可见日本留学生的身影。这些留学生为日本海军带回了很多新知识，为日本海军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如留学德国的山本权兵卫日后被誉为日本海军之父；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坪井航三，在黄海海战中首创单纵队战术；而从英国回来的东乡平八郎日后则指挥联合舰队在对马海战中获得巨大胜利。相比较而言，中国海军的留学教育所获成就要逊于日本。中国直至1877年才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而此时坪井航三、山本权兵卫已经回国。 截止1890年，中国一共派出了三批海军留学人员，总计70余人。[15]沉 没的 锚 链 ——甲午海战前中日海这三批中的前两批由于经费较足，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第三批33名学员则由于经费不足，大部分不得不提前回国，尤令人奇怪的是，在本来就急需人才的海军里，这33人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未能得到适当安置，以致于少数人不得不去做苦力活，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

培养海军人才的途径除了军事院校外，基层部队的日常训练是另一条途径。遗憾的是，中国海军的训练状况也很糟糕，它到处散发着封建的腐朽、懒惰气息。北洋海军平时操练，“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此中国水师操练之不及他国者，弊在奉行故事耳”；“平时操练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16]更有甚者，打靶前“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实属无益”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17]。由此可知，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中国海军的训练，常常流于形式，没有明确的针对性，离实战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不可避免的将会给战场上的指挥官和士兵的心理素质及技战术水平带来后果严重的影响。

现在尚不了解日本海军的详细训练状况，但下面的这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据统计沉 没的 锚 链 ——甲午海战前中日海，黄海海战中，中国未沉的7艘军舰共计中弹754发，平均每艘108发；若沉没的也以此计（事实上远不止此），则中国军舰一共中弹1294发。而日本军舰共计中弹134发，平均每艘11发。[18]军近代化之比较* （上篇）这就是说，在历时近5个小时的战斗中，中国海军的195门火炮中，至少有61门一炮未中。显然，这不单是火炮射速问题能解释的。

军近代化之比较* （上篇）三、海军军制之比较

“军制是国家（或政治集团）组织、管理、储备和发展军事力量的制度。”“它的基本职能在于从法规、制度上保障国家进行军事建设，组织和管理军事力量，发展军事潜力，增强军事实力，以便有效地准备和实施战备。”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19]很显然，军制既是军队自身的制度，又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它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军军制就是由国家和海军制定的海军制度，它包括海军领导体制、海军的组织体制和编制、海军后勤保障体制、海军的武器装备建设以及征募、训练等制度。它是否健全，体现着一国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政效率的高低。显然，在这点上，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政府的效率要优于没落的满清封建政府。日本很早就注意到了军制建设，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中国的反应则迟钝得多，军制建设明显落后。

1.海军的领导体制、组织体制和编制。近代海军建设和作战强调集中领导与统一指挥，要求统筹规划，优化组合，以使有限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军近代化之比较* （上篇） 日本政府于1872年废除兵部省，设立了独立的陆军省和海军省，从而使海军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893年，日本海军军令部成立，它与海军省共同构成了日本海军军政、军令机构双元制的领导体制。在海军组织方面，日本于1875年将其周围海域划分为东西两个海区，1876年又成立了东海、西海两个镇守府。1886年，镇守府增加到3个，下辖5个海区；同年，日本政府又颁布《海军条例》和《镇守府官制》（后改为《镇守府条例》），规定镇守府除作为海军基地担任后勤保障任务外，还具有内线部队的性质。至此，日本海军组织体制基本确立。在舰队编制方面，日本于1889年组成常备舰队；至1894年7月10日，又增设了一支警务舰队，19日，两支舰队合并，组成了联合舰队。它集中了日本海军的全部力量，下辖本队和游击队两种出击舰队。日本海军建立的统一的领导体制和联合舰队编制，不仅保证和加强了海军作战的指挥能力，而且还全面安排了和舰艇的军备实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全国所有海军力量的作战能力，形成了对北洋舰队的优势。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反观中国，海军的领导机构和组织一直是混乱、滞后的。中国海军一开始走的是分区建设的道路，中央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专门掌管海军事物的大臣，海军建设基本上是地方的事务。中法战争之前，中国的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并非由中央统一管理，而是分属于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统辖。各省督抚都把各自控制的海军当作巩固其政治地位的资本，常各行其是，不听中央调度。例如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水师曾向另三支水师求救，结果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也不见一艘增援的军舰的到来。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吸取教训，于1885年设立了海军衙门，企图统筹海防事务，集海防大权于中央，但实际上它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原有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因为它上有以那拉氏为首的朝廷主宰一切，下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分权，海军衙门夹在中间，并无多少实权。此外，它常设的五位海军大臣，皆身兼数职而非专职，且都不是海军出身，这就使机构的效率受到限制。事实上，海军衙门建立以后，原有的痼疾并没有改变，各舰队的武器装备仍不一致，训练和纪律也没有统一标准，海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并没有提高，各舰队独立的事实依然存在。正如李鸿章在甲午战前所说：“华船分隶数省，畋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万一中东有事，胜负之数尚难逆料。”[20]

军近代化之比较* （上篇）

2、海军的征募制度。它的基本职能是保障现役部队的补充和更新，后备力量的训练和储备，以满足平时军队建设、战时兵员动员的需要。

的东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和武力恐吓 日本于1872年发布“全国征兵诏书”，实行普遍兵役制。而海军由于其职务的特殊性，实行的是以征兵制为基础、志愿兵为重点的兵役制度，这是因为海军——不管是水兵、轮机兵还是枪炮兵，都需要具有比一般陆军士兵更高的技术。显然，只有服役时间长的志愿兵才能更熟练地掌握技术。此外，日本还有预备役和后备役制度，可使战时减员迅速得到补充。清政府实行的则是临时征兵制度，无后备役，水兵一般是根据形势需要由海军官员到沿海各地招募。这种制度的缺陷是明显的：第一，招募属临时性质，受训时间短，技术不熟练；第二，招募兵员由某一官员负责且无定规，不免要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作弊行为；第三，战场上的减员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补充。对此，清朝一官员在甲午战后总结道：“此次各船虽有添置练勇数名，皆仿绿营习气，临时招募，在岸只操练洋枪，不满两月，派补各船，不但船上部位不熟，大炮不曾见过，且看更规矩，工作号筒，丝毫不谙。所以交战之时，炮勇伤亡不能顶补，只充死人之数。”军近代化之比较* （上篇）[21]

3、海军后勤保障体制。甲午战争前，清政府集中力量建成了旅顺、威海两个海军基地。前者主要是舰船停泊与维修之处，后者则主要是舰队聚泊、操练和补给之所。它们的建成，部分地解决了北洋舰队的后勤保障问题。但是，港内设施并不完善，还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此外，中国海军的武器大多购自国外，而国内厂家的武器生产也无统一标准，由此造成了中国海军舰型复杂，枪炮口径很不一致，这也增加了后勤保障的困难。尤令人担心的是基地内储存的弹药不但质量差，而且数量严重不足。

沉 没的 锚 链 ——甲午海战前中日海

中国海军后期保障制度的混乱与不足，在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战后有人指出：“所领子药，多不合式，亦不切备。东沟之役，有因弹子罄将而炮故缓施者，有因子不合膛而临时减药者。”“配炮零件，所备不足……东沟之役，因零件损伤，炮即停放者不少。”沉 没的 锚 链 ——甲午海战前中日海[22]此外，因平时维修不善而战时深受其害的情况也十分惊人。“‘致’、‘靖’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该船（致远）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军近代化之比较* （上篇）[23]

日本海军的后勤保障要比中国完善。如前所述，日本在战前建立了3个镇守府作为海军基地，担任后勤保障任务，内设造船部、军械部、会计部、建筑部、卫生部等机构，对保障作战部队无后顾之忧起了重大作用。当然，日本海军的后勤保障也存在一时无法避免的舰型不一、武器口径多样的难题，但日本仍有优势。据统计，日本在1890年有铁路2733公里，而中国铁路总长在1894年前尚不到400公里。沉 没的 锚 链 ——甲午海战前中日海[24]相对发达的铁路运输对日本战略物资的集中及部队是调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的东方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和武力恐吓

关于军制问题，还有许多可比之处，如军衔制、军规等，但限于篇幅及其价值的有限，在此就从略了。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古老

四大发明是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种观点，是指中国古代对世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四种发明，是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重要创造，一般是指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

造纸术：

大约在3500多年前的商朝，中国就有了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到了春秋时，用竹片和木片替代龟甲和兽骨，称为竹简和木牍。甲骨和简牍都很笨重，战国时思想家惠施喜欢读书，每次外出游学身后都跟着五辆装满竹简的大车，所以有学富五车的典故。西汉时在宫廷贵族中又用缣帛或绵纸写字。缣是细绢、帛是丝织品的总称吏一方缣帛上写字时，便于书写，不但比简牍写得多，而且还可以在上面作画，但是价格昂贵，只能供少数王宫贵族使用。

人们都知道蔡伦造纸，实际上，在东汉蔡伦大规模造纸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20世纪在中国各地出土的许多西汉时期的古纸片，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并非否定蔡伦造纸之功，而是说蔡伦的造纸术并非是突然之间的发明，它有一个技术积累的过程。西汉时期出土的植物纤维纸，是蔡伦造纸的前身。蔡伦扩大了造纸原料的范围，破布、鱼网、树皮、麻头等都可以造纸，其中树皮造纸更是他的发明。他的造纸工艺更为精细，造纸术到他这里，摆脱了纺织品附庸的地位——此前都是利用纺织之后抛弃的副产品来造纸的，蔡伦将造纸发展为一种独立的工艺。

指南针：

“中国最早的指南针理论，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感应说’。”关增建介绍，11世纪中叶时中国大科学家沈括还对指南针感到匪夷所思，他的《梦溪笔谈》介绍了指南针的人工磁化方法、磁偏角的发现和指南针的架设方法，但对指南针为什么会指南却没有一点概念——“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随后，文人学者们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提出各种指南针理论。例如，最晚成书于宋代的《管氏地理指蒙》，首先提出如下逻辑：

“磁针是铁打磨成的，铁属金，按五行生克说，金生水，而北方属水，因此北方之水是金之子。铁产生于磁石，磁石是受阳气的孕育而产生的，阳气属火，位于南方，因此南方相当于磁针之母。这样，磁针既要眷顾母亲，又要留恋子女，自然就要指向南北方向。”

南宋人的指南针原理，仍认为“指南针之所指，即阳气之所在”，只是围绕磁偏角现象，立论依据更多转向地理方位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人认为地是平的、大小有限，这样地表面必然有个中心，过该中心的那条子午线就是唯一的南北方向。南宋人曾三异等认为，一旦测量地点不在这条南北线上，指南针所指向自然“少偏”。到明代，有人假托南唐人著作指出，指南正针由大地方位系统决定，而偏角则由天体方位划分系统所决定。关增建认为，这种说法“体现了传统指南针理论在阴阳感应学说和磁偏角的存在这一矛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窘迫”。

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科技知识。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此过程中，阴阳五行的作用不断淡化，力学角度的分析不断增加，但吉尔伯特1600年提出的科学理论连西方学界都没统一，更谈不上入主东土。传教士中，1658年抵华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系统，但他认为决定磁针指向的是地球的地理南北两极本身，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而不像吉尔伯特认识到地球本身存在一个磁体。南怀仁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仍有学者用它解释指南针问题。而此时，清末来华的传教士已开始着手把西方近代磁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了。

先秦时代我们的先人已经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认识，在探寻铁矿时常会遇到磁铁矿，即磁石（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铁）。这些发现很早就被记载下来了。《管子》的数篇中最早记载了这些发现：“山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金铜。”其他古籍如《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磁石的吸铁特性很早就被人发现，《吕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铁，或引之也。”那时的人称“磁”为“慈”他们把磁石吸引铁看作慈母对子女的吸引。并认为：“石是铁的母亲，但石有慈和不慈两种，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头就不能吸引了。”据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咸阳附近修阿房宫，宫中有一座门是用磁石做成，如果有人身穿盔甲，暗藏兵器，入宫行刺，就会被磁石门吸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掌握了磁学知识。

当把两块磁铁放在一起相互靠近时，有时候互相吸引，有时候相互排斥。人们都知道磁体有两个极，一个称N极，一个称S极。同性极相互排斥，异性极相互吸引。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对这个现象还是能够察觉到的。

到了西汉，有一个名叫栾大的方士，他利用磁石的这个性质做了两个棋子般的东西，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有时两个棋子相互吸引，有时相互排斥。栾大称其为“斗棋”。他把这个新奇的玩意献给汉武帝，并当场演示。汉武帝惊奇不已，龙心大悦，竟封栾大为“五利将军”。栾大利用磁石的性质，制作了新奇的玩意蒙骗了汉武帝。

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像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当时的著作《韩非子》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谷子》中记载了司南的应用，郑国人采玉时就带了司南以确保不迷失方向。

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将硬度5度至7度的软玉和硬玉琢磨成各种形状的器具，因此也能将硬度只有5.5度至6.5度的天然磁石制成司南。东汉时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对司南的形状和用法做了明确的记录。司南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这样的设计是古人认真观察了许多自然界有关磁的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经过长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而且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而难于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可能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司南由青铜盘和天然磁体制成的磁勺组成，青铜盘上刻有二十四向，置磁勺于盘中心圆面上，静止时，勺尾指向为南。

每块磁铁两头都有不同的磁极，一头叫S极，另一头叫N极。我们居住的地球，也是一块天然的大磁体，在南北两头也有不同的磁极，靠近地球北极的是S极，靠近地球南极的是N极，也正是因为地磁极和地理两级不完全重合，才出现了地磁偏角现象。我们知道，同性磁极相斥，异性磁极相吸引，所以，不管在地球表面的什么地方，拿一根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它的N极总是指向北方，S极总是指向南方。

二千多年以前，也就是春秋战国时候，中国已经用铁来制造农具了。劳动人民在寻找铁矿的时候，就发现了磁铁，并且知道它能够吸铁。

火药：

火药是中国汉族炼丹家发明于隋唐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火药的研究开始于古代道家炼丹术，古人为求长生不老而炼制丹药，炼丹术的目的和动机都是超前的，但它的实验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最后导致了火药的发明。

炼丹家虽然掌握了一定的化学方法，但是他们的方向是求长生不老之药，火药的发明是副产品。炼丹家对于硫磺、砒霜等具有猛毒的金石药，在使用之前，常用烧灼的办法“伏”一下，“伏”是降伏的意思。使毒性失去或减低，这种手续称为“伏火”。

唐初的名医兼炼丹家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磺法”中记有：硫磺、硝石各二两，研成粉末，放在销银锅或砂罐子里。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里和地平，四面都用土填实。把没有被虫蛀过的三个皂角逐一点着，然后夹入锅里，把硫磺和硝石起烧焰火。等到烧不起焰火了，再拿木炭来炒，炒到木碳消去三分之一，就退火，趁还没冷却，取入混合物，这就伏火了。

唐朝中期有个名叫清虚子的，在“伏火矾法”中提出了一个伏火的方子：“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内，烟渐起。”他用马兜铃代替了孙思邈方子中的皂角，这两种物质代替碳起燃烧作用的。伏火的方子都含有碳素，而且伏硫磺要加硝石，伏硝石要加硫磺。这说明炼丹家有意要使药物引起燃烧，以去掉它们的猛毒。虽然炼丹家知道硫、硝、碳混合点火会发生激烈的反应，并采取措施控制反应速度，但是因药物伏火而引起丹房失火的事故时有发生。

《太平广记》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隋朝初年，有一个叫杜春子的人去拜访一位炼丹老人。当晚住在那里。半夜杜春子梦中惊醒，看见炼丹炉内有“紫烟穿屋上”，顿时屋子燃烧起来。这可能是炼丹家配置易燃药物时疏忽而引起火灾。

还有一本名叫《真元妙道要略》的炼丹书也谈到用硫磺、硝石、雄黄和蜜一起炼丹失火的事，火把人的脸和手烧坏了，还直冲屋顶，把房子也烧了。书中告戒炼丹者要防止这类事故发生。这说明唐代的炼丹者已经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硫、硝、碳三种物质可以构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这种药被称为“着火的药”，即火药。由于火药的发明来自制丹配药的过程中，在火药发明之后，曾被当做药类。

《明熹宗实录》：“天启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辛巳，援辽总兵毛文龙以登抚（袁可立）所遣管运参将黄胤恩、推官孟养志等发到粮饷并布疋、军器、火药等物，复蒙颁给敕印、旗牌，授以援辽总兵便宜行事，具谢恩。”

《本草纲目》中就提到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火药不能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又容易着火，炼丹家对他并不感兴趣。火药的配方由炼丹家转到军事家手里，就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

球状火药包扎在箭杆头附近，点着引线以后，用弓箭将火药射出去烧伤敌人。还有把火药、毒药，再加上一些沥青、桐油等，做成毒球，点着以后，用弓箭射出，杀伤敌人是后来的“万人敌”。到了宋朝，人们将火药装填在竹筒里，火药背后扎有细小的“定向棒”，点燃火管上的火硝，引起筒里的火药迅速燃烧，产生向前的推力，使之飞向敌阵爆炸，这是世界上第一种火药火箭。以后又发明了火枪和枪，这些都是用竹管制成的原始管形火器，是近代枪炮的老祖宗。

印刷术:

雕版印刷：据载是北宋时期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技术。但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并非现代印刷术的前身，而据李约瑟所论北宋制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有许多劣势的地方。

目前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成品是一单页版梵文撰写的《陀罗尼经》，该经是印在亚麻纸上，于650年至670年间出版，且在1974年于西安附近的唐代陵墓出土。1966年，考古学家在韩国发现了一本微型《陀罗尼佛经》，该经内含唐朝女皇武则天（约690年-705年）颁行的则天文字。学者断定该经不早于704年，后来被珍藏在一座建于751年统一新罗时代的舍利塔里。不过，已知最早一般大小的印刷出版书籍，是唐代（618年-907年）间刊行的《金刚经》。该经长5.18米（17英尺），卷轴格式，可追溯到唐懿宗咸通9年农历4月15日（即868年）。学者李约瑟和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的记述表示金刚经的书法雕刻远较较早印行的单页版陀罗尼经更为先进，更为精巧。另外，两个最古老的印刷农历日期为877年和882年，它们是在当时佛教圣地敦煌被发现。

活字印刷：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有一篇文章叫《活板》，其中详细介绍了活板印刷术的全过程，通俗易懂，非常详细。在他写于1088年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将此发明归于不知名的工匠毕升（990年-1051年）。随著烧结陶土字符的使用，沈括描述毕升制作字形、捡字排列、印刷、并在印刷后拆解留待后来使用。毕升曾尝试木制活字，但木制活字一直要到元朝（1271年–1368年）王祯（活跃于1290年至1333年）的木模才趋完善。王祯亦将文字按照音韵组合置于有小隔间的转轮排字盘以方便捡字。至于铜版活字要等到明朝（1368年-1644年）华燧（1439年至1513年）于1490年的印刷作品才趋完美。

木活字：

元代，著名农学家与机械学家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并创造出比较简捷的适于汉字复杂特点的转盘排字方法；后又发明了金属活字，使活字印刷得到了改进。唐代的雕刻印本传到日本，8世纪后期日本完成了木板《陀罗尼经》以后又传到朝鲜、中东一带和东欧。15世纪，德国人学会了用合金铸字，从此毕升首创的活字印刷在欧洲各地推广开来。